有人说石窟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环境的艺术。这话无可非议。石窟的开凿可以营造出宗教的环境，而环境又可为石窟造像提供更加合适的场所，来烘托佛教造像的艺术效果。所以，石窟建造初期的选址，就成为石窟建造者（供养人）颇费心思的事。这些艺术神码的创造者们往往踏遍青山，跋山涉水，在寻觅中体悟着宗教的真谛，在建造中奉献着自己的虔诚。这些石窟寺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在远离闹市的山清水秀之处，山静林郁，车马不尘，“宜其为群仙之洞府，宜其为诸佛之胜地”（《重修法华洞碑记》）。石窟寺院外的环境本身就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与佛教清静脱俗，向往彼岸佛国净土的主张相合拍。而这种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拍又恰恰是中国文人所追求的。
在中国古代，文人多是以儒、释、道为立身之本，“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生活时的必然选择。数千年的中国文人逃逸文化，使我们看见中国传统文人不仅有自我完善的道德需求，更具有一种追求自然和本我的强烈要求。当被迫的选择成了一种主体的解脱，逃逸生活可以把这些失意文人的精神世界带向一种纯粹超越的境界。于是，对这一类人群便有了一种称呼——隐士。南怀瑾先生在其着作《禅宗与道家》中将隐士思想提高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发源于隐士思想，然后演变为老庄或者黄老。也就是说，隐士思想的出现，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隐士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家陶潜（渊明），陶渊明生活在没落的官宦家庭，少年时受玄学影响，闲静少言，不慕荣利，闲居乡里多年。他在二十九岁出仕，经历了十三年时宦时隐的生活，其间发生了桓玄谋位、刘裕起兵等政治风波。陶渊明看透了官场的虚伪和政治的黑暗，由是更加渴望返归田园，摆脱为“口腹自役”的生活，保持纯真质朴的本性。四十一岁时，因家贫，求为彭泽县令，为官八十余日便借故辞官，并作赋《归去来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息绝交游，不再出仕，躬耕自资，饮酒赋诗，自娱心志。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高洁孤傲的人格和“桃花源”的理想，以及诗意化的生活情趣，对后世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淡漠了欲望，终于向世俗举起了长矛和猎枪。“桃花源”的思想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寄情于山水不仅成为文人的象征，更体现出了文人的风骨和傲气。文人爱山水，恰是因为那高山陡崖、悬泉瀑布是文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而这欲望，“既为生活在总是不尽如人意的底层的文人们带来了感官上的兴奋，又假藉以宽厚之心，来包容那厚积薄发的文人的缕缕才情。文人因山水而思如泉涌，慨当以慷，山水也因文人而圣若婴身、洁如白雪”。于是，中国的山山水水便承载起了一个民族深重的悲哀。“山是文人的山，因而在浑厚之外多了一份傲骨；水是文人的水，因而在灵动之外多了一丝感伤。若是世间尚有那没有文人所寄寓的山，那它必定是笨拙的；若这凡尘尚有那没有文人所融情的水，那它必定是轻浮的”。而中国石窟寺院的选址和建造环境，一方面符合了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愫，一方面也符合了佛教的哲学理念。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石窟寺院的选址与建造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这样一批文人在直接参与和参谋，甚至有些寺院直接就有他们来出资兴建。文人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石窟寺院的建造选址及对环境的要求，这是一种文化的渗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是双向的。在北朝时期，石窟寺院的建造虽然融合了文人士大夫的理念，但出资营造石窟寺院的主流力量还是皇家贵族。所以，在石窟、造像的风格上或多或少的还是体现出了皇权的力量。由于石窟建造的具体实施者是那些文人士大夫，所以，中国的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文化，更多的体现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与进行中的中国文化互相融合、互相贯通的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