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法不归位的现象，我们来考察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整体脉络，由此梳理出三条矛盾主线。
一、面对民族危机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宗教自身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与经世致用倾向。
中国的宗教同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同命相连。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处于亡国灭族的现实危机之中。宗教当然不能游离于整个国族命运的大方向，这出自我们的大环境一一中华民族与中国宗教的共业所感。面对着亡国灭教的现实，宗教本身必须实现现代化，宗教要对我们的国计民生起作用。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的宗教大师们，都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对佛教来讲，突出表现就是人间佛教思潮，太虚法师、印顺法师是系统阐释人间佛教思想的代表。其实，我们还可以将此思潮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把佛教作为改革国民性，建设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包括与太虚、印顺同时代的梁漱溟，都可以视为人间佛教思潮的直接和间接的鼓吹者、推动者、参与者。
二、面对自然科学与马列主义的长足发展，宗教与科学(其极端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其极端表现为借助国家权力对宗教的全面摧残)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妥协、屈从，到适应、对话的过程。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宗教面临着科学与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因此，在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上，经历了错综复杂、一波三折的过程。我们先区分二对概念：宗教不等于信仰主义，科学也不等于科学主义。我们尊重科学，发扬科学的精神，但我们不能有科学主义；我们尊重宗教，倡导宗教情操，但不能鼓吹信仰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看成人类文明、精神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归宿。其实，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能以偏概全。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科学主义笼罩的时代。对无神论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人有信仰自由。若宗教借助于政治势力对无神论者进行打击，或无神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对宗教进行全面摧残，都会造成人间悲剧。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教所面临的两个对手，科学与无神论，恰恰都在这个时候发展到了极端，对宗教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伤害。现在我们平静地回过头来审视二十世纪，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经历了从早先的对抗，到屈服与妥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走向适应与对话的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曲折辛酸，一言难尽。
三、面对世俗社会与世俗文化对宗教的介入与渗透，宗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虽然宗教世俗化运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原教旨主义的潜流日益浮现。
前面分析的两条矛盾主线，使宗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急功近利的倾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又使宗教偏向理性化。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世俗化成为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外，依然涌动着原教旨主义的潜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宗教开始自觉反省世俗化的弊端，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