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元大都城内佛寺建筑进行研究，对寺院的兴建沿革及主要活动进行梳理，确定各寺院的位置与基址范围，分析不同宗教以及佛教内部不同派系势力的大小如何在建筑分布与基址规模上得到体现，并对建筑平面布局进行复原研究，揭示建筑布局与藏、汉传统寺院格局的关系。
元世祖大力尊崇藏传佛教，对中原佛教中汉化最明显的禅宗一派加以贬抑，而宋末渐趋式微的其他佛教派别获得发展的契机，如律宗、华严宗、密宗等。各派别势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反映到建筑分布上，大都城内大型寺院多为藏传佛教占据，其余各派在城内均有一席之地。寺院分布看似杂乱，实则遵循可达性原则，如以皇宫为圆心按15分钟步行距离为标准作同心圆，可以发现寺院分布在不同的圆区中，与皇家关系密切的寺院距皇宫更近。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群规划布局通常采用平格网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元大都城市采用44步x50步的平格网，建筑群基址规模受这一格网控制。元大都的佛寺或在辽金寺院旧址上扩建，或为在营建大都城时新建，或由“舍宅为寺”而来，但其基址规模均受44步x50步的平格网控制。
本文将大都城内的佛寺分为两类，一类是建有供奉帝后御容的神御殿的皇家大型寺院，一类为不设神御殿的小型寺院，通过作图分析揭示大寺与小寺建筑基址规模的差异。皇家敕建的大型寺院规模宏大，建筑基址通常占十余个平格，而小型寺院基址通常由大都城居民捐献，因而仍符合“八亩一分”的住宅用地之制。
进而，本文通过文献对大都城主要寺院平面布局进行复原，如大圣寿万安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庆寿寺等，并与典型的藏传寺院与汉地寺院平面布局进行对比，认为大都城内的大型寺院虽多为藏僧占据，但其平面布局更多受汉地佛寺的影响，并融进元代宫廷建筑的因素，藏传佛寺的影响较少，仅体现在经堂、幡杆与塑像上。小型佛寺则基本沿袭汉地佛寺的布局，并有所创新，体现着元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
关键词：敕建佛寺，分布特点，建筑模式，汉地佛教，藏传佛教
前言
蒙古统治者起自朔漠，凭武力征服的手段创建起一个横跨欧亚疆域空前广袤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帝国里，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等。蒙古帝国时期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排斥或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异彩纷呈，[2]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所指出，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3]。
金元之际，由于成吉思汗对长春真人的宠信，道教全真派政治地位显赫一时，但随着在佛道辩论中的失败，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禅宗则由于万松行秀与海云印简的影响，在北方曾盛极一时。然自忽必烈始，藏传佛教受到空前的尊崇，地位远在其他宗派之上。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封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赐以玉印，并在大都设立宣政院，[4]令其统领天下佛教与吐蕃地区军政诸务。此后历代帝师都由萨迦派高僧担任，元帝登基前必须受帝师灌顶授戒，因此可以说“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之弟子”，[5]践祚后都在大都城内与郊区修建佛寺，寺内设有供奉前朝帝后御容的神御殿。[6]
元大都敕建佛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陈高华《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对元大都皇家佛寺概况、寺院经济、寺院组织进行了论述，[7]日本学者大薮正哉《关于太禧宗禋院》论及元朝佛教盛事，对照《元史》“本纪”中的记载将元朝佛事整理列表，[8]中村淳《从元代法旨上所看到的历代帝师的住所——大都的花园大寺和大护国仁王寺》一文认为帝师在大都的居所是察必皇后为八思巴修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并进一步指出该寺为藏传佛教建筑形式，[9]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对敕建佛寺神御殿进行了论述，认为元大都沉浸在藏传密教的独特氛围中。[10]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照《元史》、《析津志》、《明一统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记载，逐一列出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名称、位置、建设时间等情况，对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进一步对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建筑模式与平面布局特点进行探讨，揭示其中蒙、藏、汉三种因素的影响。囿于时间与学力，本文内容尚需进一步研究完善，暂此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元大都的敕建佛寺
元大都敕建佛寺是指由国家出资修建的大都城内外的皇家佛寺。自世祖忽必烈始，历代元帝登基前必须受帝师灌顶授戒，因此可以说“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之弟子”，[11]践祚后所建佛寺均为藏传佛教寺院。敕建佛寺由于与皇室的关系密切，其分布位置、建筑等级、基址规模都是一般佛寺无法比拟的，终元之世享有特殊的地位，经常受到元廷各种恩赐。
根据《元史》、《析津志辑佚》、《日下旧闻考》等史料记载，元大都敕建佛寺共有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兴教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南镇国寺）、大永福寺（青塔寺）、黑塔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圣寺、寿安山寺（大昭孝寺、洪庆寺）十二座。《元史·文宗纪》云：“（至顺二年五月）丙戌，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12]可知文宗朝时敕建佛寺共十二座，与笔者整理出的敕建佛寺数目完全符合。
元末义军兴起，元廷创建的佛寺皆被彻底破坏，寺院位置及基址规模只能通过文献材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加以确定。[13]将元大都敕建佛寺列表如下： （表一）
表一 元大都敕建佛寺表
寺名
建设工期
建立者
供奉御容
元代位置
今地
大护国仁王寺（高良河寺）
1270－1274
察必（世祖昭睿顺圣皇后）
察必、那木罕
高梁河畔
海淀区白石桥
西镇国寺
1270－？
察必
高粱河南
海淀区白石桥
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
1279－1288
忽必烈（世祖）
忽必烈、真金、爱育黎拔力八达
西成坊平则门内大街路北
阜城门内大街白塔寺
大兴教寺
1283
忽必烈
八思巴、成吉思汗
阜财坊顺承门里街西
西单北大街路西
大承华普庆寺
1300－1308
铁穆耳（成宗）始建、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扩建
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顺宗帝后
太平坊顺承门里街西
西城区宝产胡同路北
大天寿万宁寺
1305
铁穆耳
铁穆耳
金台坊中心阁附近
钟鼓楼附近
大崇恩福元寺
（南镇国寺）
1308－1312
海山（武宗）
海山
大都城南
大永福寺
（青塔寺）
？－1321
爱育黎拔力八达
答剌麻八剌、甘麻剌、硕德八剌
西成坊
西城区青塔胡同
黑塔寺
西成坊
西城区福绥境冰洁胡同
大天源延圣寺
和世瑓
大都西郊卢师山
西山八大处证果寺
大承天护圣寺（西湖寺）
1329—1332
图帖睦尔（文宗）
图帖睦尔帝后
大都西郊西湖附近
昆明湖西北岸
寿安山寺（大昭孝寺、洪庆寺）
1320－1331
硕德八剌（英宗）
寿安山南麓
西山卧佛寺
元大都敕建佛寺在元代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元廷许多仪式活动都在敕建佛寺中举行。例如，元廷每年举行的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郊庙礼成受贺仪与皇帝即位受朝仪前百官习仪都在大圣寿万安寺内举行，[14]胡助在《纯白斋类稿》中描述寺内习仪情景：“卫士金吾塞梵宫，旌麾妍丽映寒空。仿陈元会千官肃，恭习朝仪万国同。”[15]元廷每年岁末都在西镇国寺举行“射草狗”的禳灾活动，属蒙古族旧俗，只有皇族与达官世家方可参与。[16]此外，大都敕建佛寺内大多建有供奉前朝皇帝御容的御容殿，元廷每月遣大臣致祭，并时常命国师、西僧在殿内举行佛事活动。
元大都敕建佛寺在社会整合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每年定期举行的佛事仪式成为城内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例如每年二月初八大都城内都举行“游皇城”的活动，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17]敕建佛寺旁往往有商品交易的市场，大承华普庆寺旁“市为列肆，月收僦赢，寺须是资”，[18]寺院以此收取交易费用。
二 分布特点
藏传佛教寺院基址的选择，是由精通天文历算的喇嘛来完成的，需要根据风水学说的要求，确定寺院的建筑位置与朝向。Thubten Legshay Gyatsho在Gateway to the temple一书中提到藏传佛教寺院选址要求：“寺院应建在这样一块地方：背靠大山，襟连小丘，两条河从左右两侧流过，交汇于前，寺院就座落在水草丰茂的谷地中央”，[19]即寺院应位于山环水绕、生气旺盛的地方。
从元大都敕建佛寺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元大都敕建佛寺皆建于山际或水畔，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符合藏传佛寺选址的风水要求。其中，大承天护圣寺、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位于高梁河旁，大天寿万宁寺位于海子旁，青塔寺、黑塔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兴教寺在金水河旁，寿安山寺、大天源延圣寺在西山山麓中，大崇恩福元寺地近凉水河。（图一）
元初，西山诸峰就已成为士庶宴集、游览踏青的胜地，王恽《游玉泉山记》对山水胜景赞赏道：“□□凝空，清和扇物，云光湖水，倒影一碧”，[20]香山有棋盘石、蟾蜍石、梦感泉、护驾松等景致，卢师山亦多山林佳趣。金水河、通惠河开凿浚通后，玉泉山下泉水汇注而成之西湖通过高梁河与海子相连，沿线设有十道闸门，舟船可以在海子与西湖间行驶。元帝时常泛舟临幸西山，如《元史》记载文宗至顺三年（1332）三月，“以帝师泛舟于西山高梁河，调卫士三百挽舟”。[21]大承天护圣寺、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大天寿万宁寺均在海子至西湖间的水道旁，寿安山寺、大天源延圣寺在西山山麓之中，寺院选址与元帝游幸活动直接相关。
图一 元大都敕建佛寺分布图
元大都城南凉水河畔有一片河湖密布、水草丰茂之地，原为辽、金帝王渔猎游乐之所，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在此兴建皇家苑囿，名为“下马飞放泊”。《元史·兵志》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22]，元帝冬春之际经常来此行围打猎，临幸游赏。明清两朝增广其地，屡有扩建，更名为南苑，位置即今南苑所在地。
姚燧《崇恩福元寺碑》直接点出大崇恩福元寺位置与皇帝巡幸线路的关系：“惟以其日，銮辂亲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杂阛阓，得是吉卜，敕行工曹，甓其外垣为屋”，[23]可知大崇恩福元寺是武宗海山亲自选址，位置在大都城南元帝巡幸路旁，寺院环境清幽，风景优美，具有皇帝出行临时驻跸处所之性质。
由此可见，元大都敕建佛寺的选址既满足藏传佛寺选址的风水要求，又与元帝西山、下马飞放泊游幸活动直接相关。敕建佛寺宏伟壮丽，融入山水之中，时有大型佛事活动，成为元大都重要的宗教景观，吸引全城士庶竞相前往观览。
三 建筑模式
大都敕建佛寺元明之际遭彻底破坏，只能通过碑铭石刻等文献记载推知寺院格局。此外，辑自《经世大典·工典》的《元代画塑记》一书，记录了元代成宗至文宗朝宫苑衙寺中雕塑、画像所需工料情况，其中提到元大都敕建佛寺中部分殿堂楼阁名称及位置，对了解寺院布局大有裨益。下文依据史料对大都敕建佛寺平面进行复原。
（一）大承华普庆寺：
对大承华普庆寺平面布局的记载，主要有姚燧的《普庆寺碑》碑铭与赵孟畹摹洞笃涨焖卤贰Ｒ菰凇镀涨焖卤分屑锹剂宋渥谑逼涨焖缕矫娌季郑
